各地強制執行的垃圾分類政策，被認為是“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行業的又一風口，但“現在是創業熱，不是資本熱”。

除了與政府搞好合作，垃圾回收創業公司的專業度也非常重要。“同樣是紙，黃板紙、報紙、普通紙張哪個最貴?”“報紙。沒想到吧?每樣都能找到分別對應的資源化利用方式，每一樣都能賣錢。”

接手“小黃狗”3個月後，31歲的桂博文就遇到了公司史上最大危機——前實際控制人被抓，4000人團隊急速瘦身，公司正在破產重整中。

“小黃狗”全稱是小黃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小黃狗”)，其誕生之初就含著“金鑰匙”——2017年8月9日“小黃狗”成立，注冊資本1億元，估值最高達151億元。

大多數人認識“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正是從“小黃狗”開始的。伴隨著城市人口疏解和環境整治，拾荒大軍的工作正在被一部手機、一款App取代，這些創業公司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廈門等大城市。

事實上，近兩年不斷有靠“垃圾”賺錢的企業成立。天眼查數據顯示，2016-2019年，該類企業分別增加了192、230、237和170家。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上海等地的強制垃圾分類政策出台後，垃圾分類市場熱度再次提升——住建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張益就曾預判，未來10年，垃圾分類將新增市場機會4000億元以上。

和火熱的垃圾分類相比，早期進入“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行業的創業公司，卻生存艱難。再生活、淘棄寶、9貝殼……一長串“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企業的名字甚至已經安靜地躺在已倒閉企業名單裏。

“小黃狗”總裁桂博文對行業的變化深有了解。在加入“小黃狗”之前，桂博文曾一手創立了主營廢品回收的笨哥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笨哥哥”)，在業內頗具人氣。如今，她自嘲自己踏上了“救狗之旅”。

FOCUS

據央視財經8月20日報道，曾以智能垃圾分類回收機聞名的小黃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3月就開始出現財務危機，目前處於破產重整的狀態。報道稱，小黃狗研制的無人管理智能垃圾分類回收機一度被作為新型垃圾分類回收產業的樣本，在全國多個城市均有鋪陳。其利潤模式是低價回收垃圾、高價賣出，如紙類垃圾的回收價為0.35元/公斤，而金屬和塑料則是0.2元/公斤，均低於廢品回收站價格。不過由於垃圾的人力成本和運輸成本，小黃狗目前還未實現盈利。

壹

從財大氣粗到陷入困境

“小黃狗”的高光時刻是在2018年。

2018年6、10、12月，小黃狗分別獲得了中植集團、易事特集團和新華聯的融資總計13.5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小黃狗的城市業務一口氣擴張了二十幾個城市，以平均每月進駐兩個城市的速度，完成了目前的版圖。

“小黃狗”的模式是在社區建設廢品回收機，用戶借助“小黃狗”App尋找距離其最近的回收機，將廢品投遞到回收機內，獲得相應的環保金。“小黃狗”再派專門的清運人員將廢品運送到分揀中心，或由清運人員自行轉賣。

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中，各地政府官員、學者爭相考察，“小黃狗”被譽為“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的行業標杆。“高歌猛進式的發展。”該公司一位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這樣總結。

“小黃狗”的財大氣粗，從給服務商的報價就可見一斑。許野是沈陽志和眾誠建築公司的負責人，日常承接業務包括給蜂鳥快遞等櫃機建設基座和安裝。他回憶，“小黃狗”對一組櫃體最高時給出的報價是2000元，而安裝其他櫃體當時只有1500元左右。

2018年12月10日“小黃狗”與“笨哥哥”宣布達成協議，小黃狗以現金+股權方式收購“笨哥哥”100%股份，雙方團隊全面整合，由“笨哥哥”創始人桂博文出任小黃狗總裁。

然而，就在桂博文接手“小黃狗”三個多月後，該公司實控人唐軍就因名下另一家實控主體“團貸網”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被東莞檢察機關逮捕。

此後一個月，“小黃狗”內部受大股東影響，資金中斷，工資一度無法發出，開始大規模“瘦身”，從4000人到400人左右。一名員工透露，每個核心部門目前只剩2-3人。還有早期的服務商工程款未結，2019年5月中旬，一行人組織去東莞准備起訴唐軍，但刑事案件要優先審理，法院並未受理服務商們的訴訟請求。

許野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年底，獲得這門報價高於同行業的好生意，許野的公司壓上了全部家底，甚至借朋友的錢，承接了“小黃狗”回收機基座建設和一些回收機的安裝。

“90萬的工程款，至今只收到30萬元。”許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在“小黃狗”工作人員的介紹下做起了回收機清運工。“每月能補貼六千塊錢。”三十幾歲的許野每天騎電動三輪車遊走在北京市回龍觀社區，身後馱著幾大包廢品，身上再無公司負責人的影子。

貳

看不清盈利點

早在“小黃狗”出事前，一些從業者已經看出問題的蛛絲馬跡。

曾供職於國內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王偉(化名)在2018年收到過“小黃狗”的A+輪融資計劃書。在進行股東背景調查時，王偉感到奇怪的是，實際控制人唐軍雖是草根創業者，背後卻坐擁兩家巨頭公司。“另一個非常‘妖’的地方在於，融第一輪就要用10億，對早期項目來說非常罕見。”

提供垃圾回收解決方案的公司——R立方創始人張淼對彼時的“小黃狗”印象是“會講故事”，“積極參加各種行業會議，進行宣傳，存在感很強”。

但是，多位受訪的業內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很難看清“小黃狗”的盈利模式。

最簡單的思路就是賺差價。“小黃狗”曾經宣稱，每台機器每天毛利可以達到200元。南方周末記者就曾詢問“小黃狗”，後者給出的依據是每組櫃機日均收貨量可以達到150-200公斤，去除用戶投遞價0.6-0.8元/公斤後，後端處理價格按統貨1500-1800元/噸，中間毛利可在200元左右。

但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許野承包了北京市回龍觀二十餘組回收機的清運，他發現一天下來，所有回收機加起來回收的紙類才有200公斤，其他品類合計100公斤左右。“有的櫃子投遞量少，有的紙箱不壓緊，塞幾個就滿了。”

“小黃狗”給出的另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平均每天14噸左右的貨量”。按照“小黃狗”App顯示的北京共有554組回收機，平均每台每天只能收到25.27公斤物品。

對此，“小黃狗”則認為，盈利點不只在垃圾分類回收上，而是依靠進入社區的回收機提供增值服務，“我們還有大數據、機櫃屏幕及App廣告、垃圾分類宣傳推廣軟服務、電子商務、物流等等增值服務，這都是我們盈利的點。“桂博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小黃狗”一位員工透露，小黃狗曾計劃打造垃圾分類回收行業的分眾傳媒——前實際控制人唐軍聽從了分眾傳媒創始人江南春的建議，才把回收機櫃體上的屏幕做大。

三

B端與C端誰是贏家?

對於“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行業，業內公認的創業爆發期是在2017年。

這一年在垃圾行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2017年7月的洋垃圾禁令，包括海關總署、原環境保護部在內的14個部委之間成立了部際協調小組，打擊洋垃圾進口的力度始料未及。

禁廢令一出來，價格變化最敏感的是廢紙。回收價格一下子拉上去好多。王偉就觀察到，也正是在那時，整個再生紙行業的需求缺口變大，催生了一批新公司。

另一個契機是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要求“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在此之後全國各地強制垃圾分類的進程也開始加速。

如果按照服務群體分類，“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創業公司可以分為面向公眾的C端和面向回收人員或企業客戶的B端。

C端包括“小黃狗”、依托於支付寶平台的易貸扔、北京的愛分類、杭州的虎哥回收等企業。其中，“小黃狗”是通過智能回收機完成前端回收，其他幾類是通過網絡下單，回收人員上門完成。

B端則包括此前的“笨哥哥”、閑豆回收等企業，它們一般有自己的分揀中心，根據不同品類分揀後出售給廢物利用企業。

當然，也有創業型企業同時做C端\B端，比如愛分類、廢品大叔等。

除了草根創業企業，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秘書長趙凱也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央企、上市公司開始涉足“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領域，比如中車集團旗下的哈爾濱車輛有限公司在網絡平台上銷售有色金屬、閑廢設備、固體廢棄物、生產廢料等循環物資;葛洲壩集團成立了葛洲壩環嘉再生資源有限公司、葛洲壩興業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等，分別在地方建設再生資源交易中心。

靠智能回收機做起來的C端創業，“小黃狗”並不是第一家，成立於2003年的北京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盈創回收，早在2012年就研發出國內首款智能回收機。廢品大叔和愛分類都嘗試過智能回收機，都以失敗告終。

“絕對不盈利。由於機器成本高達1萬-2萬元，運維成本高，目前仍然在運行的回收機每組每個月賠1000元左右。”廢品大叔創始人盧志新覺得，回收機的意義更在於示范和教育。

傳統的垃圾回收行業，包括原料商、利廢企業(指的是加工廢舊物的企業)、分揀中心、回收門店、回收人員五個環節，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收貨量門檻。對一家回收企業來說，從居民到最終的原料商，覆蓋的鏈條越全，越有利潤可圖。

進行垃圾回收的C端創業企業面臨的窘境是，“剛起步1個月能收5000個瓶子就頂天了”。張淼分析，如果能夠自己掌握大貨源，可以有更大議價空間，反之就只能交給回收人員或門店，回收門店再找利廢企業和原料商，覆蓋的鏈條做不全，也很難盈利。

做B端回收是公認的收貨量大且穩定、盈利更多的模式。“但是需要重資產投入，人力成本、物流倉的花銷占比都很大，分揀設備還要幾千萬。”張淼擔心的是，如果做B端就要建立自己的分揀中心，但是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對新注冊再生資源企業非常嚴格。

肆

“現在是創業熱，不是資本熱”

2019年7月1日以來在各地強制執行的垃圾分類政策，被認為是“互聯網+垃圾分類回收”行業的又一個風口。

王偉卻認為資本並不熱衷於這個“風口”。“現在是創業熱，不是資本熱。垃圾分類的前端應該是國家政策引導公民分類，如果由企業做教育成本高，會舉步維艱。”

“普遍來說，要想做C端垃圾分類，完全靠自己實現造血非常難。”張淼分析，目前運營較好的創業企業是和政府合作。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發出招投標公告，如果能像虎哥回收這樣簽到整個杭州餘杭區的垃圾分類采購合同，金額很可觀。根據餘杭區財政局的一份公示，僅2018年一個季度，虎哥回收就獲得了區級補助資金1084萬元。

愛分類的創始人徐源鴻是個不折不扣的“廢二代”，從2000年起，他的父親就在北京昌平做廢品回收生意。2015年，徐源鴻接手後，創新了微信公號一鍵下單的上門回收。

和其他回收企業不同，愛分類和昌平主城區的街道合作，對覆蓋范圍內的生活垃圾包幹，不管是幹垃圾裏高附加值的紙板、塑料瓶，還是低附加值的玻璃、塑料泡沫，或者是頭疼的大件沙發、床墊，甚至廚餘垃圾也都照單全收。

目前，愛分類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給濕垃圾運送的補貼，另一部分是回收物品資源化利用的差價。

廈門的廢品大叔則探索出另一種方法：通過“美城行動”探索各地的垃圾分類模式，給政府提供方案。同時在B端，建立信息發布平台，轉型為大宗銷售的中間商。後者為他賺取了絕大部分收益。盧志新計劃先持續累積行業用戶，等待產業政策明朗後隨時快速切入。

除了要與政府搞好合作，垃圾回收創業公司的專業度也非常重要。

“幹垃圾分幾百種，比如塑料就有幾十種，同樣是紙，你知道黃板紙、報紙、普通紙張哪個最貴?”徐源鴻自問自答，“報紙。沒想到吧?每樣都能找到分別對應的資源化利用方式，每一樣都能賣錢。”同樣一噸幹垃圾，如果收來平均800元每噸，通過這種精細化的方式能賣出至少1500元每噸。

徐源鴻介紹，在愛分類，居民只需要把幹、濕垃圾分開，各裝一個袋子即可。愛分類在北京昌平城區每天能收幹垃圾600噸-800噸，遠超同類創業企業在全城的回收量。“越簡單越好，居民做初級分類就可以了。鼓勵居民的積極性，一定需要非常順暢的體系。”趙凱說。

在張淼看來，愛分類另一個可行之處在於，資源集中在一個區域，“地理上相對集約，物流運送成本才更低。”

不同於“小黃狗”此前的大力占領市場，任職“小黃狗”總裁後，桂博文更希望把B端資源嫁接過來，在精細化運營上下功夫。

桂博文在回複南方周末記者提問時多次提到“內功修煉”，認為互聯網是一個工具，實業是根本。

“這是一個新興產業，垃圾分類肯定是對行業有好處，但我擔心的是熱錢都湧進來，不是一件好事，反而傷害這個行業。”趙凱說。